前言

1965年1月，在决定修改1941年撰写的批判王明“左”右倾错误路线的“九篇文章”时，毛主席将这些旧书稿印发给了一些中央领导人，向他们征求意见。

此外，在印发这些旧书稿的时候，毛主席还附加了自己关于修改的意见批示：“

其中，又提了总理的名字，也应该删掉……

”

毛主席：恩来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

据胡乔木回忆：对于这“九篇文章”的写作时间，毛主席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毛主席之所以提出修改这“九篇文章”，是因为有同志将这“九篇文章”的原稿，呈递到了他的面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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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，在中央档案馆里找到这九篇文章的原稿照片后，裴桐找到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，让他转交给毛主席。

在看到这些照片后，毛主席并没有完全想起这件事情。随后，中央档案馆又找到了这九篇文章的原稿，毛主席这才想起之前的确写过这些文章。

看着这九篇文章原稿中的内容，毛主席觉得不宜保持原样保存或发表，便决定对这几篇文章进行修改。因此，才有了毛主席的那段批示。

在关于修改这九篇文章批语中，毛主席写道：“其中，又提了总理的名字，也应该删掉，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。此文过去没有发表，现在也不宜发表，将来（几十年后）是否发表，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。”

据毛主席努力回想，这“九篇文章”大约是他在1941年春写的。毛主席之所这样说，是因为在这些文章中没有提到欧洲战争。

5月12日，在修改这些文章的时候，毛主席又一次写道：“

此文究是何年写的，记不起来，大概是一九四〇年，或依旧思一念的上半年吧，因为违章没有替代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。

”

后来，经过仔细对文件的内容进行核查，发现在文章中有几处提到“九月会议”上最早披露的一些情况，而这些情况，毛主席不可能在1940年货1941年上半年知道。因此，认为这“九篇文章”应当是在1941年“九月会议”之后写成的。

那时候，在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，毛主席非常重视，仅仅是标题，毛主席就修改了三次。

据说胡乔木所说，毛主席最初写这些文章的时候，定的标题是“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”，后来修改为“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”，最后又定为“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”。此外，这些文章，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修改。

那时候，在文章写成后，毛主席只交给了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，连周恩来和朱德都没有见过。另外，胡乔木作为毛主席的秘书，也是见过这些文章的。

毛主席之所以要修改这些文章，是觉得这些文章中的观点过于尖锐，对团结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很不利。

当时，这“九篇文章”最终没有发表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在这“九篇文章”中，不仅在用词上非常激愤，而且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。这其中，就包含了周恩来的名字。

后来，由于各项工作非常繁忙，毛主席没有时间再管这些文章，最终忘记了它们的存在。

这次对这“九篇文章”进行修改，毛主席将标题修改为《驳第三次左倾路线》而将原来的标题“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”则称为了副标题。

在写修改批语的时候，毛主席之所以会特别提到周恩来总理的名字，是因为在革命的过程中，周恩来是他最亲密的战友，“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”。

周恩来：要不军事指挥权你来搞

毛主席和周恩来相识于1925年。那时候，毛主席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代理部长，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。毛主席请周恩来到农讲所讲过军事问题；周恩来请毛主席到黄埔军校讲过农民问题。

由于两人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毛主席和周恩来偶尔会在一起交流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。

后来，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，毛主席和周恩来在李富春家里偶然见了一面，之后便从事各自的革命工作了。

1931年11月27日，毛主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。12月，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周恩来离开上海，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。

在中央苏区，周恩来先后担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、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。

此时的毛主席，正经受着革命的考验，处于人生的低谷。他虽然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，但却无法参与军事指挥，内心非常压抑。

一天，周恩来来到毛主席家中拜访。这次交谈，周恩来给毛主席留下了很好的感觉。在告别的时候，周恩来握着毛主席手，说：“照顾大局，相忍为党。”

1932年1月，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攻占南昌等中心城市。

对此，毛主席忧心忡忡，当即找到周恩来，将自己的担心向周恩来和盘托出，并表示以目前红军的力量不应打大城市，可以打一些地主土豪的寨子。

对于毛主席的意见，周恩来非常认同，便致电中央，说明了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难。

然而，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没有被临时中央采纳，最终造成了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，只好撤回的结果。

3月，毛主席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，及时得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，立即报到周恩来那里。

随后，周恩来亲自到长汀调动兵力，筹集给养，保障前线的战斗所需。毛主席则和朱德一起率领红军歼敌四个团，并缴获了大量物资，取得了漳州战役的胜利。

然而，毛主席并没有因为这次战役的胜利，重新回到军事领导的岗位上来。可以说，这是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。

10月，对周恩来多次听取毛主席正确意见，临时中央表示了不满。不久后，临时中央在宁都会议上，要求把毛主席召回后方，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，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周恩来。

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役结束后，周恩来利用战争间隙，思考了让毛主席回到军事指挥位置的问题，并多次致电临时中央，请求恢复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，最终获得了成功。

然而，广昌战役结束后，临时中央成立了三人团。其中，博古负责政治方面，李德负责军事方面，而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。关于这件事情，周恩来说：“

李德成了总司令，我连参谋长都不如，只是一个参谋处长。

”

在后来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，李德和博古的错误决定，让红军损失惨重，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

长征开始后，李德由于错误指挥，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，红军实际的指挥权掌握在周恩来手里。

一天，周恩来特意前往广西龙胜县一个小村子里，拜访被冷落的毛主席。

见面后，周恩来和毛主席一起探讨了挽救危局的办法。在周恩来的面前，毛主席直言陷红军于危局的最大问题，就是领导人的问题，并说：“这个问题，很明显，李德是不能搞上去了。”

毛主席的说法，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可。于是，周恩来说：“

要不军事指挥权你来搞。

”

听了周恩来的话，毛主席说：“不，这样变动更大，恩来，军事上还是你负责，我来协助你。”

随后，在开会总结在军事上失利问题和对策说，周恩来说：“

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，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……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，还须尽量使他发展……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，对战争有帮助……有泽东负责，可能指挥适宜！

”

12月18日，周恩来主持召开黎平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周恩来支持了毛主席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。最终，会议决定在挥师抢渡乌江后，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。

想到这次会议李德没有参加，周恩来特意在会后将集体决定，传达给李德。听了周恩来的传达，李德当即和周恩来大吵起来。

见李德依然如此固执，周恩来气得在桌子上一拍，将桌子上的马灯都震得跳了起来，连灯火都熄灭了，才将李德震住。

在听取了毛主席的意见后，红军很快占领了贵州遵义。

1935年1月，在遵义会议上，毛主席再次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，最终确定了他在党中央领导地位。在军事上，中央决定毛主席协助周恩来作战指挥。

对于这样的决定，博古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了不满。听了博古的话，周恩来激动地说：“

中国需要毛泽东，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完成革命事业，走向胜利，你，我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行！

”

此后，周恩来虽然主管军事，但却对毛主席表现出了极大信任。不久后，中央组成了由毛主席周恩来、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，全权负责红军的指挥。

这个决定，在实际上增强了毛主席的权利，削弱了周恩来的权利，由“毛主席辅助周恩来”变成了“周恩来辅助毛主席”。

对此，周恩来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表现出了如愿以偿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

这下好了，今后就能打更多的胜仗了！

”

后来，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相互配合下，中共中央度过了一次次危难时刻，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。毛主席和周恩来也逐渐成为了肝胆相照、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长期担任总理，协助毛主席处理党和国家大事，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和认可，两人的革命情谊也更加稳固，更加相互关心了。

1965年，在看到当时撰写的“九篇文章”中点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名字时，毛主席想到两人长久以来的亲密合作关系，便写出了开头提到的那段批语，主动要求将周恩来总理的名字删掉，以示对周恩来总理历史的客观和友好的评价。

最终，经过毛主席修改的那“九篇文章”，只在中央几位领导之间传阅，而没有公开发表，甚至都没在内部发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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